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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为之请愿的信函纷纷寄至北京，然而，一切于事无补。
32岁任武汉大学副教务长，39岁任党委副书记，45岁任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48岁任大学校长，54岁被免职——超前的教育改革观念不容于当时的保守势力，刘道玉的任职和离职都在中国可谓绝无仅有。与刘道玉的交谈也就离不开他的特殊经历。
“超前”的大学校长
在武汉大学任校长的6年中，刘道玉首创并推行一系列高教改革——学分制、双学位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学术假制，使得这所百年名校再次声誉鹊起，被誉为“全国高教领域的深圳”。
在刘道玉的心中，一个大学的校长，应当是一位职业教育家，他具备深厚的文化教育背景，但不再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必须专心致志地履行校长的职责；他应当懂得教育学，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能够成为学校传统和未来的化身；他应当具有冒险和创造精神，营造民主自由的学风，支持教师和学生的创造性的研究，敢于保护有争议的创造性人才……
刘道玉认为大学校长选拔制度必须改革，即由治学的教授组成的遴选委员会来选拔，甚至应当吸收学生代表参加，遴选的范围不仅限于校内和本校毕业的校友，可以从校外和国外一切符合条件的人中遴选。
然而时下的中国教育界，“官办大学人事关系复杂。社会缺少让有胆有识的教育家来做大学校长的机制，也就是说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而是没有自荐、推荐和遴选这样校长的体制。除了民办大学，公办大学校长都是由组织考察、选拔和任命的。这种往往由不懂教育工作的外行来考察、选拔和任命校长的做法，都是从官本位出发的，是违背教育规律的。”
被罢黜的大半年之后，刘道玉收到即将退休的厦门大学校长田绍武的盛情邀请——担任厦门大学校长，国家教委也同时推荐他去暨南大学和华侨大学任职。然而这一切都被刘道玉婉拒了。当时许多人不理解他的行为。17年后，刘道玉在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中道出个中原委：“厦门大学与武汉大学同为国家教委直属学校，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实验呢？”
从推dao到质疑
1977年在*召开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查全性先生勇敢地成为恢复统一高考的首倡者，而查全性的幕后策划人就是刘道玉。
当时座谈会已经进行了三天，查全性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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