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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对“金以儒亡”说的理解。
然而，在蒙元初期的汉族士人中，对金朝的亡国原因还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就在蒙古灭金的次年，刘祁写下了《辩亡》一文，意在总结金朝亡国的经验教训，他说：“金国之所以亡何哉？……大抵金国之政，杂辽宋非全用本国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别蕃汉人，且不变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长久。”又谓“宣孝太子（即世宗太子允恭）最高明绝人，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大位早世。……向使大定后宣孝得立，尽行中国法，明昌、承安间复知保守整顿以防后患，南渡之后能内修政令，以恢复为志，则其国祚亦未必遽绝也”。[161]按照刘祁的说法，金朝之所以亡，是因为汉化得还不够彻底，如果世宗太子允恭有幸能够继承皇位，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尽行中国法”的话，金国就未必会败亡得这么快了。
持有类似观点的还有元初的汉族儒士郝经和许衡。郝经在作于中统元年（1260年）的《立政议》中，极力鼓吹当行汉法，并以金朝作为前代北族王朝行汉法的成功例子，谓金人“一用辽宋制度”，“真德秀谓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右，……可以为鉴也”。[162]因此要求忽必烈以金朝为榜样，力行汉法。许衡在至元二年（1265年）向忽必烈奏上的《时务五事》，其中有一段文字说：“自古立国，皆有规模。……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163]《时务五事》的主旨也是劝谏蒙古统治者采用汉法，并且断言“必行汉法，乃可长久”，认为金朝之所以能立国百馀年，乃是因为行用汉制的缘故。
上述观点与“金以儒亡”的说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对金朝的亡国原因会有如此大的分歧？这与蒙元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蒙古人初入汉地，统治手段相当野蛮，根本无视汉文化的价值，对汉族文明持抵制的态度，因此当时的汉族士人总是积极鼓动蒙古统治者推行汉法。在这种特定的政治氛围中，他们当然不肯接受“金以儒亡”的说法，而是把金朝当作汉化成功的典范来看待，甚至要说金朝的亡国是因为汉化程度还不够！这种苦衷我们是不难理解的。
时过境迁之后，十七世纪的满洲人就完全是另外一种说法了。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宗室诸王和满汉大臣阐述他对金朝亡国的看法：“朕思金太祖、太宗法度详明，可垂久远。至熙宗合喇及完颜亮之世尽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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