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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谓“西南、西北等路军人，其闲习弓矢，亦非复囊时”。[154]西南、西北路招讨司位于长城以北的蒙古草原，胡里改路则位于黑龙江下游地区，地处边裔。胡里改人在金初还不被认为是女真人，当地部族素以“勇悍”著称，开化程度不及女真。[155]但到了金朝中后期，就连这种地方也未能避免汉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女真人的汉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昔日的好战精神和勇敢无畏的性格。宋人对此做过比较：“金人之初甚微，……当时止知杀敌，不知畏死，战胜则财物、子女、玉帛尽均分之，其所以每战辄胜也。今则久居南地，识上下之分，知有妻孥、亲戚之爱，视去就死生甚重，无复有昔时轻锐果敢之气。故前日罢榷场之后，沿淮置巡铺，每两月一替，当其出军，其金人与亲戚泣别，自谓极边，有往而不返之虑。其军畏怯如此。”[156]这是说的海陵末年的情况。世宗大定十年（1170年），因蒙古侵扰而用兵北边，这年正月，宋使回程途中经过相州时，听当地女真人私下对他们说：“旧时见说厮杀都欢喜，而今只怕签起去。”[157]这种厌战情绪真实地反映了女真人的精神状态。
金代中期，作为国家主要军事力量的猛安谋克军已经日趋衰败。大定十八年（1178年），朝廷臣僚向世宗指出当时军政存在的严重问题：“军政不修几三十年，阙额不补者过半，其见存者皆疲老之馀，不堪战阵。大定初已万万不如天会时，今沉溺宴安，消靡殆尽矣。愿与诸大臣讲明军政，以为自立之计。”[158]在女真人生活上堕落、精神上缺乏斗志的情况下，猛安谋克军制必然要走向废弛。据《金史》卷九一《孛鲁阿鲁罕传》记载，世宗时，阿鲁罕任陕西路统军使，“陕西军籍有阙，旧例用子弟补充，而材多不堪用，阿鲁罕于阿里喜、旗鼓手内选补”。这里说的“子弟”，是指猛安谋克军户的正军子弟，他们本应是作战的主力，而阿里喜、旗鼓手等多是以驱口充任的，但由于女真甲军子弟“材多不堪用”，只好以阿里喜、旗鼓手来补充缺额。对猛安谋克甲兵的庸懦无能，金朝中期诗人史旭已经看得很明白，他有诗写道：“郎君坐马臂彫弧，手撚一双金仆姑。毕竟太平何处用，只堪粧点早行图。”元好问评论说：“景阳（史旭字）大定中作此诗，已知国朝兵不可用，是则诗人之忧思深矣。”[159]
金朝以兵立国，女真人从尚武到不武的转变，给大金王朝的国运兴衰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借用一句元人的话来说，就是“金以兵得国，亦以兵失国”。[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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