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大炮守城的历史危害(2 / 6)

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打攻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

“从14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3]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说

“（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4]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