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屠川之说的辨析(10 / 11)

嘉定袁、武二贼出走。余亦至彼讨令谕安家。南府者姓刘名文秀，张献忠余党也。反邪归正，不杀人，与孙可望等自立为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帅，以扶明为名，共事永历帝。”（《五马先生纪年》）

“刘文秀之入蜀也，善抚恤军士。蜀人闻大军至，多响应。于是，重庆、叙州诸府县次第皆复。”（黄宗羲《永历纪年》。）”

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的军纪之好甚至是连清人奴才都承认的事实：“壬辰（1652，顺治九年），可望略湖南，……其行兵有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有一于此，军法无赦。……楚人曰：孙、李二将有五伯之假仁假义、王莽之谦恭下士。而永历之为君，远过乎刘禅，近胜于弘光”（丁大任《永历纪事》，）

顾诚认为这是改变政策的结果，这当然是正确的。

但改变政策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即便在张献忠时期，有过滥杀平民的命令，但其杀戮的规模也绝不可能太大，否则后面孙可望等人再改变政策，也不可能出现上述秋毫无犯，民皆安堵的记载。

道理很简单，如果士兵已经把滥杀平民当成习以为常之事，人人都如野兽一样毫无同情恻隐之心，整日以杀人为事，那么这种残暴就会变成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人的心性都会变得和**一样，一日不杀人恐怕就会手痒了。

暴力血腥就和毒品一样会上瘾，这已经被无数的犯罪心理学家研究并证明，当一群人已经把杀人当成家常便饭，要使他们突然改性，这决不是一纸命令能够做到的，一批从来就是冷酷无情，杀人如麻的人，怎么可能突然就变成仁义之师？满清兽军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尤其是张献忠死后，大西军余部全线溃败，在朝不保夕的逃亡过程中，士气沮丧，前途渺茫，悲观失望乃至绝望是必然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已经习惯成天杀人的士兵，只会把愤怒郁闷加倍的发泄到沿途百姓之上。结果现在反而会严守军纪，”所过民皆安堵”，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就假设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这些人转了性子，严令约束好了。但问题是在逃亡的时候，这种约束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将领恐怕讨好士兵还来不及，否则稍不如意，激起哗变，或者溃散，那只能更彻底完蛋。

所以说将领从上而下改变政策仅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点对大西军的官兵来说，他们并没有如清廷奴才污蔑的那样在张献忠时期成日杀人，乃至把四川大部分人杀光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