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4 / 9)

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

诏尚书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书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书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书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

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文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

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

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菸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土视之，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文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