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王阎运与《湘军志》(4 / 13)

之命亦匿不书。而于李勇毅、杨厚庵则竟诋斥之。张笠臣指为诬善之书，且言：“楚人读之惨伤，天下之人无不爽心快目。”开端数行中，便谓洪寇之盛，实自湖南始，始合围而纵之，又起偏师追而歼之，直以是蔽罪湖南，亦竟不测壬秋之果为何意也。今其势不能不重加修辑，又万不能开局，当由思贤讲舍任之。壬秋高才积学，极谋以讲舍相属，而终见忤如此，所损声名实多。始悟君子成己成人之学，一皆性之德，于人多伤，终亦不能成己。重为壬秋惜之。”

盖纂修《湘军志》一事之发起，旨在表扬湘军功烈，垂乡邦之荣誉，而运任此，自出心裁，成一家之言，于发起纂修之本旨，未甚措意，且其为人，固以知兵自负，好谈大略，少年时颇思赞襄军谋，腾骧政路，而挟策以干曾国藩等，率见谓迂阔之谈，落落寡合，无所藉手，志愿弗克一酬，盖不能无觖望（如与吴大书有云：“运平生志愿，满腹经纶，一不得申，每嗟感遇。”又与左宗棠书有云：“运行天下，见王公大人众矣，皆无能求贤者。涤丈收人材不求人材，节下用人材不求人材，其余皆不足论此。以胡文忠之明果向道，尚不足知人材，何从而收之用之？故今世真能求贤者，运是也；而又在下贱，不与世事，性懒求进，力不能推荐豪杰，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与李汉春书有云：“陈伯严来，述尊论，见许为霸才，不胜感激。自来曾胡左丁肃潘阎李诸公，相知者多，其或有许其经济，从无赏其纵横。尝有自挽联云：‘春秋表仅传，正有佳儿学诗礼。纵横志不就，空留高味满江山’盖其自负别有在也。而麾下一见便能道其衰曲，曷名钦佩！”均见其自负才猷迈众，不甘徒为文人）。故对于名震一时功成受赏之将帅，虽多写状甚工处，非于表扬无裨，而笔锋所及，每流露不足之感，或涉讽刺，或近揶揄，间有疏略，亦遗口实，湘人恚嫉，有由来矣。他读者亦颇致疑其不免以爱憎之见影响纪实，固不仅陈宝箴为然也。曾国藩以湘军领袖而居功首，最为群伦所崇仰，《湘军志》于传其苦心义概之外，不乏微词，其弟国荃，论功仅亚国藩，运书其功状，亦不如其意，故国荃甚恶而诘斥之，为王定安继撰《湘军记》之张本。

湘军之兴，郭嵩焘、昆焘兄弟，均参谋议。《湘军志》成，两人阅后，各加批识，以纠辨为多。乙卯（民国四年），昆焘、孙振墉辑录成帙，并加笺注，名曰《湘军志平议》，堪为读《湘军志》者之重要参考书。振墉叙有云：

“曩文正始立营制，先伯祖侍郎公、先祖京卿公，实豫咨议。其后先京卿公，佐湖南抚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