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王阎运与《湘军志》(11 / 13)

悍酋萃一隅，我军几殆惫不振。曾国藩固以进攻金陵为非计，业被围则飞檄调蒋益澧、程学启驰救。益澧在浙，学启在苏，皆有故不得至。国荃孤军居围中，战守四十六日，杀贼五万，我军亦伤亡五千，将士皮肉几尽，军兴来未有如此苦战也。

详叙此役战守之状，写得如火如荼，于国荃尤特为标举，而断以“军兴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与嵩焘所谓“极古今之恶战”，均以辨正运“罕搏战”等语。研究《湘军记》与《湘军志》之异同，此节最宜留意，盖国荃之属定安撰《湘军记》，斯其最大动机也（定安自叙云：“向张既殒，朱维沦胥。帝曰：‘汝藩作督三吴；汝荃统师，布政于苏。’乃整其旅，电扫风驱。北斫濡须，南巢芜湖。遂捎秣陵，连壁南都。洪酋忄匡慑，乃召其徒。其徒百万，封豕训狐。威毅笞之，如割如屠。忠仆侍颠，弃戈而嘘。乃张九贼，周其四去。两徂寒暑，乃焚厥居。帝嘉乃绩，锡之券书。兄侯弟伯，析圭剖符。紫阁图形，载之典谟。作围攻金陵下篇第九。”盛推国荃下金陵之功，亦着重此役之击退李秀成等援师）。平情论之，运所谓“罕搏战，率持炮声相震骇”，举重若轻，未免太甚，且词涉轻薄，良有召怒之道，定安为国荃竭力铺叙，亦势所必然。惟运之论太平援军方面之弱点，则不尽虚诬，盖太平军已有暮气，亦湘军所由奏绩也。不然，以秀成之智勇能军，将众以临寡，形势上可操必胜之券，何竟不能解金陵之危，使国荃为向荣、和春之续，而逡巡退却，不克再振，坐待天京之沦陷，天国之覆亡乎？虽曰国荃武略优长，湘军善于战守，太平军如无弱点，结果当不若是耳。国藩《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有云：

当诸将屯驻秣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众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殚力，亦岂不切齿图力，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究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渐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以湘军之成功，归之于时，归之于天，是国藩识度高卓襟怀宏阔处。虽非专指击退援军之役，与运所论亦不尽同，而其言太平军方面实有弱点之可乘，则与运固无大异也。“贼势将衰”，“比于初起时衰矣”其意义岂不相通耶？国藩此论，若概目为谦让不矜之意，则体会有失矣。故运之说，良有未可抹杀